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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休教师戴长荣参加市老干部局的征文
发布时间:2019年09月01日      

                 膜拜,在北大红楼面前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退休教师 戴长荣

 

     北大红楼就像是一位百岁老人,安静地坐落在北京东城区五四大街(原沙滩北街)29号院内。安静地见证着周边的一切、见证着从“京师大学堂”到“国立北京大学”的转变过程中的一些人、一些事,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三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中那些我们最不该忘记的历史人物的历史贡献以及后世对他们的怀念与膜拜: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的身影定格在楼内的办公桌前的椅子上、黑板前、展厅的图片上,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的气息萦绕在他们当年的办公桌前、走廊里、操场上,《新潮》杂志社里桌面上还没写完的白色条幅、墙角挂在竹竿上的条幅仿佛字迹没干,展示着1919年5月3日、那个不眠之夜那一个个热血青年的慷慨激昂…………。这里,值得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顶礼膜拜!

    北大红楼正门门口是一座蔡元培先生的半身塑像,先生以他特有的深邃的目光注视着过往和未来、注视着他为之倾注心血写就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的不断升华,也继续着他对整个中华民族教育事业的关注。我们今天回顾北大红楼的历史功绩不能不首先说说蔡元培:

    这位1867年出生的浙江人,17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26岁考中进士、28岁任翰林院编修,可谓才华横溢,前途无量。他在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成功后被任命为中华民国教育总长,袁世凯篡权后他毅然辞职,袁世凯挽留:“我以四万万人民名义挽留先生”他答曰:“我正是代表四万万人民辞职”毅然离职远赴德国求学去了。中国文人在大是大非面前宁折不弯的骨气可见一斑。袁世凯死后,有人向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举荐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黎元洪于1916年12月26日签发任命状,蔡元培先生1917年1月4日到任。

    上任伊始,蔡元培先生“三顾茅庐”聘请来北京为《新青年》杂志筹集经费的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不久,陈独秀和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新青年》杂志一起入驻北大。今天,我们在北大红楼的“五四现场”展厅里还可以看到,穿西装、一手叉在腰里演讲的陈独秀的雕像在最显眼的位置向我们微笑。伴随着《新青年》和陈独秀落户北大的,是一大批教授如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等,成为《新青年》的主笔,宣传民主和科学,提倡新思想、新道德,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也为后来五四运动的爆发、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接下来,蔡元培先生又聘任了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归来的李大钊为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和经济学教授。至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南陈北李也是孤松(李大钊曾用笔名)独秀已经齐聚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是当年进步青年聚会、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场所。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蔡元培先生和北大红楼对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不可磨灭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   当一口湖南口音,穿着灰布长衫、容颜俊郎、身材高挑的《湘江评论》主笔毛泽东拿着他在长沙时的老师杨昌济先生的亲笔信来见李大钊时,李大钊很快安排了这位中国最早的“北漂”在北大图书馆任图书馆助理馆员。今天的北大红楼依原样复原的报刊阅览室里,毛泽东当年用过的桌椅、他登记整理过的报刊安静、整齐的摆在那里,仿佛主人刚刚离去,即刻就会回来。他使用毛笔登记报刊留下的墨香久久、久久地弥漫在房间里,永远不会散去。墙上,毛泽东当年的照片妥妥地一个英俊小生,眸子里坚毅的目光,穿透了中国百年来的时光,洞察一切。当年在这里登记阅览报刊的那些人,大概不会想到就是这个年轻人领导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最艰苦卓绝的人民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武装,活生生的打出了一个新世界,1949年10月1日就是这个当年的年轻人,在离北大红楼不远的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了一个新的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宣布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有能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人说,毛泽东自己也承认在北大红楼的一段经历,让他成为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    蔡元培先生以一己之力,广招天下人才,坚持“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精神,使北京大学成为了“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百年之大计”提倡“学术自由”的中国最早的也是最规范的大学,如今“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八个大字已经作为北大的学术精神写入了《北京大学章程》。鲁迅当年正在教育部任职,蔡元培先生聘请了鲁迅做客座教授,鲁迅先生讲课的教室里座椅整齐依旧,讲台桌上的粉笔洁白依旧,黑板上的板书苍劲依旧。蔡元培先生还委托鲁迅设计了北京大学的校徽:鲁迅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瓦当形象,把“北大”两个字上下排列,分别为背对背侧面站立和一个人正面站立的人物形象,意味着:“三人成众”,肩负开启民族智慧的重任;蔡元培先生自己设计了北大的校旗,他用红、蓝、黄、白、黑五种颜色,分别代表物理化学等“现象的科学”、历史生物等“发生的科学”、植物动物等“系统的科学”、自然科学的总合及玄学。

‌    1919年,当时的北大学生傅司年、罗家伦、徐彦之提出要创办学生刊物《新潮》杂志,他们的建议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大力支持,在北大红楼一角为杂志社安排了活动室,还亲笔为他们题写了刊名,如今那“新潮”两个大字还端端正正地挂在墙上,这里的一切还是1919年5月3日那个注定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最重要的不眠之夜的样子,学生们忙着书写了3000多幅条幅,整理旗杆和铁皮喇叭,起草宣言。1919年5月4日北大的学生们就是从这里出发,联合诸多大学的同学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以他们的一腔热忱书写了中华民族记忆中最重要的一笔,而这一笔中有着蔡元培先生的巨大贡献。1919年美国哲学家杜威受邀到北大讲学,目睹了“五四运动”的全过程,他感慨万千:“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哈佛、剑桥、巴黎、柏林等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突出贡献的不乏其人。但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了蔡元培,找不出第二个人。”

‌    在北大红楼里,有看不尽的历史文物、回顾不完的历史细节………。

   离去时再回头远望北大红楼,一时间,她在我的视野里渐渐模糊了,但我内心里对她和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历史巨人的膜拜却越来越清晰了,久久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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